任丘地处华北平原腹地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八年抗战中，日军为了把任丘变成大东亚圣战的基地，始终派重兵驻守，频繁进行“清剿”和“扫荡”。为保存自己，消灭敌人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，任丘人民在的领导下，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地道斗争。任丘的地道，以其工程巨大、构造巧妙以及在对敌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，载入了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。

  任丘的地道斗争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、由不完备到完备的发展过程。总起来看大致分为3个阶段。

  1939年3月20日，日军侵占任丘城。为加强其控制，在石门桥、东关张、苟各庄等公路沿线的村庄及一些人口较集中的大村镇建立了21个据点，并不断对县城或据点周围的村进行扫荡，据统计仅1939年较大型的“扫荡”就达十几次之多。群众为躲避骚扰，夏天钻青纱帐，冬天到亲戚家暂避。为躲避方便，有的村开始在屋里垒夹壁墙，在院里挖洞。开始地洞最简单，先挖个坑，然后上面蒙上土，洞内窄小，人躲在里面象蹲在洞中过冬的蛤蟆，群众把这样的地洞叫“蛤蟆蹲”。在抗战初期的斗争形势下，“蛤蟆蹲”在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。但随着斗争形势越来越残酷，“蛤蟆蹲”的缺点也就暴露出来，洞内回旋余地小，大多是一个洞口，一旦被敌人发现，堵在里面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“蛤蟆蹲”虽然简陋，但它却是这场伟大斗争的开始。

  1940年至1943年，日军大批调回华北，对冀中人民进行最野蛮最残酷的，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先后发动了多次“扫荡”“蚕食”“清剿”。用修公路、筑碉堡、挖封锁沟等办法，把整个冀中根据地细碎分割。强迫人民办“良民证”，推行保甲连坐法，并开展“治安强化运动”“新国动”，对群众进行欺骗、控制和。敌人还依河流和交通线设立关卡，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，配之以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，野蛮地破坏根据地经济。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，中国的正规部队暂时转移到外线作战。在这种形势下，为了把敌后游击战争坚持到底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地道斗争开展起来了。

  1941年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，并有县委、政府的科级干部参加，传达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关于“要挖地道，利用地道进行对敌斗争”的报告。县委对地道斗争的领导方式是：集中统一领导，分地区包干，即县委统一开会部署，县委委员每人包两个区。1942年底，县委根据敌人的“扫荡”地区开始“变质”，和收到的严重损失，指示干部要带头挖地道，改造洞口，每个干部要挖3套藏身洞，公开的干部之间都知道，隐蔽的只有个人和村干部知道，以备敌人扫荡时，能在洞中坚持工作。通过全县人民的努力，全县332个村都挖了地道，就是梁沟、大树刘庄这些紧傍白洋淀的村，虽有芦苇荡掩护，但为了保险，一些干部、党员也在自己家里挖了秘密的防身洞。

  1942年以前，挖的地道都是直筒的，没有防毒、防烟、防水设施，洞口也隐蔽得不好。这种地道比“蛤蟆蹲”安全得多，但还不十分保险，被敌人破坏，造成损失的事在县内时有发生。如东庄店、杨各庄、白鹅坟、桐梨村的地道都被破坏了200米—300米。一区干部李光荣的爱人和3个孩子、王化宣的爱人和孩子、区小队队员在东庄店村钻了地道，洞口没盖好被敌人发观，敌人往洞中放毒瓦斯，大小8口人全部被薰死。1942年，县委组织部长远志忠、宣传部长刘俊一在五区北代河村被敌包围后下了地道，敌人往洞里放毒瓦斯，结果远志忠被薰死，刘俊一昏迷不醒。

  县委根据地道在对敌斗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，从1942年开始，又发动全县人民对地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。改造后的地道分干道和支道。干道一般高1.5米，宽1米，顶部离地面1—2米，支道密如蛛网，连着干道和各家各户。堡垒户的地道与干道有一墙之隔，紧急时才与干道挖通。地道内有办公室、会议室和供临时休息和回旋调头用的休息室。改造后的地道还较好地解决了防毒、防水、防烟以及洞口隐蔽等问题。青塔乡张各庄村地道两次遭敌破坏，破坏一次改进一次，最后他们把地道挖在墙下，给敌人的破坏增加了难度。他们的地道分上下两层，两层之间有通道相连。通道有翻眼，设在上层地道口的叫上翻眼，设在下层地道口的叫下翻眼。敌人在其中一层地道放毒，只要到另一层，把翻眼堵上，即可平安无事。对洞口的伪装也很巧妙，有的开在牲口槽下面，槽底拉开露出洞口，槽底插上与其他槽无异；有的洞口开在墙下，盖上洞盖，砌在盖上的砖与原墙合为一体，就是最细心的人也不会发现与其它地方有什么两样；还有的洞口开在锅台下，炕洞中，粮囤下，水井中；开在村边两个大水坑中的洞口，一半隐蔽在水下，水上的一半也做好伪装，不了解内情的人谁也想不到这竞是洞口所在。为防敌发现洞口后进入地道，在洞口下面设有陷井，陷井内栽着尖木桩或尖刀，陷井口有翻板，自己人进入地道后，立刻把翻板下的插销抽掉。敌人进入地道踏上翻板会立即翻入陷井中，被活活扎死。就是敌人想法绕过陷井也进不了地道，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有只容一人爬着才能钻过去的卡口，只要一个人在卡口后面挡住，就是再多的敌人也休想进来，真可谓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。地道里还有住人的寝室，存放粮食的仓库，常常是地上日军闹翻天，躲在地道里的妇女，还安然地坐在蓬松的草铺上做针线呢!

  小临河的地道人称“三环套月”，地道由围绕居住中心的三条环形干道构成，干道之间有很多支道沟通。这种地道的好处是一条干道遭破坏，可转移到其它干道隐蔽，必要时还可从外环干道转移到村外。

  改造后的地道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了更大的保障，但斗争实践告诉人们，要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，就不能只考虑怎么保存自己，还一定要考虑如何主动地消灭敌人。1943年后，日军太平洋战争失利，从华北抽调大批兵力南下，放松了对冀中地区的控制，形势开始好转，任丘仅1943年就减少了34个岗楼。冀中区党委根据对敌斗争出现的大好时机，号召“地道斗争与武装斗争、爆炸运动密切结合”，利用地道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。任丘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，积极做出响应冀中区党委的号召，把原来只为躲藏、防御的地道，改造成为主动打击敌人的战斗堡垒。从此，任丘的地道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，即战斗地道。

  战斗地道除保留原地道的功能和特点外，为便于战斗人员在地道里运动，地道的高度、宽度都加大了，还增添了射击孔和瞭望孔，在改造地道的同时对村落也进行了改造，构筑了高房工事。从傅家村、陈王庄、史村三个地方的战斗地道，就能够准确的看出任丘当年的战斗地道一般情况。

  傅家村战斗地道的特点是与民用地道分开，地道里有单人掩体，作战室，在街道、路口的墙根下、碾盘下等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有射击孔和瞭望孔。陈王庄在改造地道的同时，对村落也进行了改造。他们在主要街道的左右两边交错垒两堵一丈多高、宽度相当于街宽一半的墙，墙上有射击孔。胡同口堵死，院墙打通。村中最高的屋顶上筑有高房工事。改造后的村落做到三通，即天通(房与房之间用梯子连起来)、地下通、院户通。史村战斗地道的特点是本村地道与张村、傅家村、东辛庄等邻村的地道通过野外地道连为一体，形成联村地道网，可以组成村间联防，作战时互相配合，彼此支援。

  挖地道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，抗战期间，任丘共挖地道2020里，动土约150万方，如将土垒一道高3尺厚1尺的墙，长度可达1.001万华里，其长度与我国的万里长城相当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人民生活贫困，各种物资匮乏，再加之敌人的疯狂扫荡，搞这么浩大的工程群众做出的牺牲是能想象的。西汜水村地道长30华里，地道共有30个洞口，十字街还有土坯岗楼；檀庄的地道，一条主干道外，还有两条副干道，共有50个洞口，30个掩体，30个翻眼，20个地下室。这两个村在地道建设上投入工料之大，是难以计算的，应该指出的是，象西汜水、檀庄这样的地道在当年的任丘并不是个别的。

  地道工程尽管艰巨、浩大，但广大干部、群众挖地道的积极性一直很高，究其原因，除各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的领导外，主要是地道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、保护人民生产生活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地道在任丘抗日斗争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，任丘的党组织和各级政权机关不仅一直在本县、区、村坚持工作，而且农村党的组织建设还有了较大的发展。1940年至1945年农村党支部增加了140个，占全县乡村总数的40%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于有地道的保护。当年每个村都有三五户堡垒户，堡垒户的地道是绝对保密的，县、区干部白天在地道中隐蔽，晚上出来工作，环境再残酷也能保证安全。边各庄堡垒户王活的宽敞地下室，县长王程远长期在里面办公，指挥全县的工作。县财粮科在青塔乡白洋村堡垒户宋信久家的地道里住了一年多，经常在地道中开会研究部署工作，一架油印机不断印文件，从未出过问题。1945年1月美军观察组的艾斯·杜伦上尉来九分区观察，1月21日与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以及分区机关的同志被河间、辛中驿的日伪军包围在培里村。杜伦在分区干部吴英民、马振武带领下，在娄四虎家的夹壁墙里钻了地道。敌人在分区部队的英勇抗击下被迫撤走。杜伦握住魏司令员的感激地说:“司令官先生，我在培里地道里呆了一天，目睹了日军的暴行，也看到中国和冀中军民的力量，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，我太感动了。”

  任丘的地道还掩护了分区首长和分区领导机关。从1943年秋开始，九军分区司令员魏洪亮和分区机关在边关村宋振武家驻了半年多。

  1944年12月下旬，1500多名敌人，以于村、诗坞基和八方村为目标，分三路向冀中军区驻地突袭，司令员杨成武带着侦察科长袁星、作战科长高存信和副科长周自为，还有几个参谋，一个警卫班，共十几人，转移到距任丘城15里的半边店村。在三家堡垒户的地道里住了两天后又转移到肃宁。

  任丘地道的作用，更重要的还在于用来打击敌人，消灭敌人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。县、区、村各级武装力量，把地道斗争与武装斗争、地雷战相结合，使广大农村处处是打击敌人的战场，是埋葬敌人的坟墓。敌人“扫荡”时，民兵在村边、街中心埋上地雷，在各家各户的门后安上挂雷。“扫荡”的敌人还没进村，就踏响了地雷，造成大量伤亡，到各家各户推门又受到挂雷的杀伤，侥幸未被炸死的敌人，在地道射击孔、高房工事所形成的交叉火力射击下，也难逃覆灭的命运。伪军头目陈邦彦就是到麻家坞扫荡，被地道中射出的子弹把腿打断的。敌人对地道战闻风丧胆，每次扫荡，日军总是强迫伪军走在前面，一经发现了地道口，强迫伪军先下地道，伪军吓得一边走，一边喊：“ 我是伪军，千万别开枪。”不少伪军慑于地道战的威力，暗地偷偷地和中国的军队拉关系，表明自己“人在曹营心在汉”，对敌工工作的开展也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。在全县军民以地道为依托的游击战的打击下，1943年和1944年两年敌人的据点就被攻克或被迫撤掉了67个，为任丘的解放奠定了基础。

  1944年10月的一天，任河县六区干部加上保卫会议的区小队一个班共38人，正在长丰镇开会，拂晓突然被四五百日伪军包围。为掩护群众安全脱险，区委书记王纯当机立断，命令区小队长张宝芬带领区小队抢占村东老爷庙迎击敌人。区干部分成3组，占据地道和高房工事，准备与敌人打村落战。区小队战士在张宝芬的带领下，在村口利用地雷和手榴弹把敌人炸得鬼哭狼嚎，趴在地上久久不敢动弹。战斗了一段时间后，撤到街里进行巷战。7名区委员退入一户地主的大宅院，宅院分前后两个院子，都有地道口。一部分人下了地道，从地道向敌人射击，剩下的守在门窗两边，从临街的枪眼向敌人射击。区长周英守着北房临街的枪眼，区抗联主任王多如守着腰房的枪眼。几个日军撞开梢门窜进院里，端着刺刀扑过来，王多如“哒哒哒”就是一梭子，把敌人打了回去。敌人哇哇怪叫着包围了大院，干叫唤，不敢进，只是往院里、屋里扔手榴弹。这一仗打得很激烈，从早晨4点一直打到晚上8点多钟，与敌人激战了整整一天，掩护了群众，打击了敌人。

  1944年元旦，三区游击队在史村利用地道和高房工事，与700多日军激战20多个小时，以微小的代价换取了敌人的重大伤亡，最后杀出重围，安全到达集合地点。

  1943年2月7日，日军宪兵队长小川和伪军宪兵队长李万年带领日伪军400多人，包围了陈王庄。住在村中的冀中军区农会干部王治泉、县大队副政委赵亚光、义勇中队指战员、村干部刘希春和刘金瓯等98人，一起钻了地道。敌人进村后从多处对地道进行破坏，最后把干部、战士们挤在一截40多米的洞中。区小队队长张玉虎率先从敌人挖开的洞口往外冲，开枪处决了站在洞口向洞内喊话诱降的投敌叛变的原四区区长赵某，接着地道里的干部战士从地道的射击孔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从始至终坚持到天黑，区小队指导员高朋带领区小队把同志们从地道中接出去，转移到安全地带。

  如何处置从地道挖出的土，是地道建设的一大难题。敌人发现了新土，就会以新土为线索破坏地道。地处岗楼脚下的傅家村首先想出了办法，天亮前把土拉到大坑，上面用干土盖好，再把路上撒的土扫净。为掩护堡垒户挖洞，老三区群众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，村长在街上敲锣大喊:“挖洞啰！”故意让岗楼上的敌人听见，然后把新土撒得遍地都是，以迷惑敌人，敌人进村后弄不清谁是堡垒户。

  为使挖洞顺顺利利地进行，群众还得用智谋战胜敌人的破坏活动。古州村的地道由于破坏分子叶某向敌人告密而屡遭破坏。为掌握罪证，一天晚上民兵们扛着挖洞工具故意从叶某家门前走过，然后躲在柴垛后面观察动静。半夜时分，叶某又向敌人告密时当场被捉住，经上级批准将叶某处死。

  不少群众为掩护干部、保守地道秘密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。粱召乡庄上村李大娘，白天干活晚上挖洞，1942年的一天，区委阎子明、郑寿山正在她家研究工作，突然被伪军包围。为掩护阎、郑二人下地道，故意让丈夫李云亭从家中跑出，把敌人引开。李云亭跑到西南芦张村北被逮住，腿被敌人打断后被活埋，敌走后被群众及时刨出才幸免于难。区干部史凤鸣、李佩之、郝顺城在白洋村开会，由于叛徒告密被日军包围，堡垒户陈大蕊把他们藏在自家的地道中。敌人对陈大蕊施以各种酷刑，逼其说出干部下落，陈大蕊的胳膊被打断也没暴露地道秘密，史凤鸣等3名干部安全脱险。

  任丘地道斗争的实践说明，地道虽然是平原地区克敌制胜的法宝，但要战胜用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的日本侵略军，真正的铜墙铁壁还是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。地道斗争是在中国领导下的人民智慧的生动体现。